新党和旧党各自的主张是什么，分歧在哪里？
如果你穿越回北宋，你愿意支持新党还是旧党？
3 Answers
转述刘仲敬先生的观点，不妨一看。
刘仲敬：新旧党争不仅关系到具体的外交和财政措施，而且折射出士绅社会的宪法性争议。新党希望朝廷继承世家大族瓦解留下的真空，用统制经济的原则取代轻徭薄赋的原则。他们的理想社会要求人子不蓄私财，人君独擅权柄。旧党有理由认为：这种可怕的图景与其说接近孟子解释的尧舜仁政，不如说更接近法家的军国主义。王安石的策略有两面性。他的经义格外强调孟子的集体主义和社会福利倾向，跟热爱井田制的早期道学家颇有共同语言他的策论一味以富国强兵为饵，挑动人主的野心和虚荣心。这种策略酷似商鞅和战国策士不符合普世价值先于国家利益的醇儒风范。他的经济政策最终全都变成了变相加税，用于撕毁条约和发动战争。这种策略酷似桑弘羊和王莽，验证了孔门的经典理论：“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王安石的继承人比他更进一步，将经典的解释问题抛在一边。吕惠卿和蔡京都是卓越的财政家，依靠现实政治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他们有能力解决财政问题旧党的特长却在于制造亏空。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聚敛之臣总是皇室的宝贵财富。苏轼及其同侪将仁宗的亏空政策解释为积德，或许能赢得后世的读者，但肯定会失去当代的君相。秦桧和贾似道要解决财政问题，也只能回到新党的路线，即使他们在经义上并不赞同王安石。
二程兄弟的洛党是王安石的意识形态盟友和政治仇敌，他们的冲突酷似旧式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列宁主义者，可以视为“民众派”、“理想派”社会主义和“国家派”、“现实派”社会主义的分歧。洛党的乌托邦也是井田制，但抑制豪强的利益必须归于穷人、而非君主。穷兵黩武（及其必不可少的聚敛）给民众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富人的兼并，超出他们愿意接受的范围。他们因此憎恶王安石的助手，对王安石本人却怀有暧昧的同情，觉得“拗相公”或许只是惨遭小人利用的君子。他们激烈反对熙宁新党政府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但并不全盘反对其政策。他们协助元祐党人推翻新党，主要是为了亲君子远小人。如果方田法的理念由司马光这样的君子、而非由蔡京这样的小人负责执行，他们就会完全满意。可惜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司马光比谁都更急于彻底消灭可憎的前朝遗产，而蔡京居然比谁都更积极地配合。因此，洛党很快就回到了反对派的位置上。他们的反对仍然是纯理论的，不像下野的新党那样马基雅维利主义，因此他们在哲宗朝没能获得重返决策层的机会，然而这种失败似乎正合他们的隐秘愿望。其一，他们的手比新旧两党都干净，因此更适合理论家的名山事业。其二，他们能够更专注地发明完美的理论，从容指责对手的瑕疵。只要他们的理论界对手兼任现实政治家，就肯定留下更多的瑕疵供他们指责。
司马光的朔党是真正意义上的旧党，在理论上、政策上、人事上全方位地反对新党。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不能满足于纯理论的胜利，因此并不完全排斥马基雅维利主义；但他们仍然自认为和被认为君子，因为他们像苏拉和庞培一样，用非常手段修补惨遭革命者破坏的“祖宗之法”，从不相信毁法者有资格向护法者要求平等待遇。他们的“祖宗之法”其实是宋代早期遗留的残唐五代传统，在仁宗的大政府改革后已经无以为继。然而较之王安石的财政扩张，仁宗的科举扩张政策仍然没有超出武后-玄宗奠定的唐式文人政府规模。仁宗的统治以负债累累著称，这是他同时优待士子和民众的必然结果。前者要求更多的官职和更好的待遇，后者要求更轻的赋税和更小的野心。元祐君子的政府追随他们爱戴的仁君能减轻赋税却不能精简政府，给后人留下了巨额的赤字，将其解释为代朝廷收买民心的价值观投资。他们的国际协调主义出于财政形势的逼迫，不亚于理念的约束。他们是最后一批唐代人，不愿意为虚伪的高调放弃事功，不相信经学的原则性指导能够完全替代史学的经验性指导，因此不会像后来的道学家那样自相矛盾，一面鼓吹好战的外交政策，一面要求轻徭薄赋。唐氏政府之所以能维持宋人难以想象的小规模，主要不是政策的缘故，而是因为六朝遗留的世家大族仍然有能力提供免费公共服务。他们既然无力扭转士族衰落的长期趋势，甚至没有想到其中的原因，就注定是政治上的恐龙。